严誉成篇（二）
女主持人低头看了看笔记本，换了个问题问我：“工作之馀，您有什么爱好吗？”
我说：“户外运动吧。”
她又问：“具体都有什么呢？”
我想了想，说：“冬天滑雪，夏天打高尔夫，平时……游泳吧。”
高中的夏天，应然妈妈每週末都穿丝质的连衣裙，涂顏色很重的口红，邀请我去她家的泳池游泳。有时我上小提琴课，她会等到我下课后再来。她很少进屋，总是站在门边和母亲说话。我记得她常常垂着眼睛看地面，看母亲从伊斯坦布尔买回来的一张基里姆花毯。她的皮肤很白，视线很低，我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到另一个应然。
两个人游泳，总有一个人要先上岸。我从没做过先上岸的那个人。应然上岸后就会在泳池边晒太阳，看蚂蚁，不说话。只要他不叫我，我就会一直游下去。我们各自忙各自的事，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沟通。我在沉默中消耗体力，他在沉默中补充体力，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
有一回，我游不动了，和他一起上了岸。他扔了块毛巾给我，我接住，问他：“你不喜欢游泳吧？”
他说：“不喜欢就不能做吗？”
我说：“你不应该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
他甩甩头发上的水珠，看着我，笑了出来。他问我：“严誉成，你真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吗？”
我想说，那当然啊。但我竟然说不出口。
那时雷声响了，外面突然下雨了。雨下得很大，我们在岸上淋得很溼，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来找我们。我抓过肩上的毛巾，过去盖住了他的头发。他一愣，披着那条毛巾和我说：“下雨了，你还不回去？”
我猜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赶我走变成了他的一个习惯。
四周在变冷，我淋了一身的雨，却不想躲雨，不想走。我用手背擦额头，擦眼皮，他站在原地，喘着粗气看我。我们面对着面站在雨里，谁都没动。我看到毛巾贴在他的背上，他的脸在雨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白，白得和蜡笔画上的怪物一样，白得彷彿要消失了。
我一时着急，上前抓住了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凉的，应该可以作为他存在的证据吧？我看着他，握紧他的手腕。他不能消失，我要快点和他说说话。
我想到要说什么了。我问他：“天气预报说过今天会下雨吗？”
十七岁的生日那天，天很晴，我又去了应然家的泳池。那天母亲什么都没有准备，是应然妈妈送来了蜡烛和蛋糕。母亲在门边笑着推辞，推辞不过，最终还是接了过来。她走去厨房，把蛋糕放进冷冻的那一层。关冰箱门的时候，她叹了口气，像在自言自语：“时间过得好快，都到成成的生日了。”
我走去应然家，脱了衣服，跳下水。不到二十分鐘，应然就从水里探出半个身子，接着上了岸。他披着浴巾蹲在泳池边，一个人蹲了很久，久到我从远处游向他，一点一点看清了水面的倒影，黑的头发，黑的眼睛，白的手，白的腿，久到我游到了那倒影跟前，他还是没有走。
太阳昇得很高，我在水下看他，他在地上看我。
我想问他为什么一直蹲在这里，为什么不找块毛巾把头发擦乾，可是我一张嘴，没出声音，只有几个气泡鑽出嘴巴。应然笑起来，水面的倒影摇摇晃晃，我忍不住伸手去抓，但那倒影一下就碎了，四分五裂，流向不同的方向。我收回手，那些碎片又回归原位，拼回他的样子。
他看着我，动了动嘴唇，好像说了什么。他的嘴唇也映在水面上，浮着，漂着，像蒙德里安的红，鲜明得快要融化，快要散开了。我抬起头，偷偷吻了吻那嘴唇的倒影。
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那是一种悸动，一种衝动，那是一种可怕的佔有慾，一种我无法控制的情感。
那其实是我。是十七岁的那个我，也是二十七岁的这个我。
关于户外运动的问题都问完了，女主持人递给我一瓶矿泉水，我对她说：“谢谢。”
她微笑着看我：“您总是这么绅士吗？”
我笑笑：“要看场合。”
她笑得更轻了：“看来您父母对您的教育很成功。”
我耸肩膀：“他们都很认可教育等于砸钱的观念。”
我解释着：“我小时候不是在学这个，就是在学那个，每天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日程表总是排得很满，所以忙碌是我童年的常态。”我说，“后来只要一间下来，我就觉得很茫然，不知道该拿多出来的时间怎么办。”
女主持人歪着头笑：“有钱人家的烦恼。”
我喝了口水，说：“我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小时候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啊。”女主持人说，“有的小孩做手工，写日记，有的小孩看动画片，玩电子游戏，还有些小孩偷偷早恋……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关键要看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说：“我喜欢摄影。”
我看过一段时间的摄影书。
我接着说：“我喜欢拍照。”
我拍过很多东西。我记得有后视镜里的霓虹灯，书架上的灰尘，和一隻骨架好看的男人的手。
我还拍过很多人。母亲，父亲，姜朗，亚瑟……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我都拍过很多。但我没拍过应然。
我想拍他什么呢？我想拍他从水里出来，什么都不穿，用手擦掉眼皮上的水，露出底色浓郁的眼睛。那眼睛是亮的，望向远处的一片绿树。我想拍他躺在床上，穿着撕破的衣服，两隻手举过头顶。他的肩上都是汗，锁骨凹陷的地方也有汗，亮晶晶的，像波光粼粼的一面湖。我还想拍他背靠黑板，坐在一间教室的讲台上。黑板上有一排粉笔字，早就被他蹭得乱糟糟的，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了。他咬着我的领带，抱着我的肩膀，用腿缠住我的腰，溼答答，黏糊糊……
为什么一想到给他拍照，我就只能想到这些低俗的东西？摄影明明是一门艺术，不该是这样的东西吧？但这是我的错吗？他自己也说过他性慾很强啊。我们做爱从来都不用安全套，只用润滑剂，这也是因为他性慾很强？每一次，他都抱住我的脖子，搂住我的肩膀，贴着我的身体。每一次，他都闭着嘴巴，一副不想说话的样子，却还是会发出好多微弱的呻吟。这代表什么？是不是代表我满足他了？无论他想要多少，我都能满足他吗？我还能满足他多久？我可以一直满足他吗？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
有一次，我满足过他之后，他说他不是我的逃生通道。他当然不是。他是逃生通道的反义词。那个词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在手机上搜过，搜不到。我只知道每一次我在他身体里，感觉到他含着我，浑身沾满精液的时候，我都没有逃出去的任何可能。他不可能是一条通往“生”的通道。
或许我不应该一次一次满足他。我应该强迫他，带他去摄影棚，让他坐在场地中间的椅子上。他穿白衬衣，一隻脚踩上椅子，另一隻脚在地上来回的荡。一阵后，他搂住自己的腿，枕着膝盖打盹，背上全是光。这时，周围的风扇开了，吹起许多白色的羽毛，吹得满天都是。羽毛飞掠过他的头发，脸颊，手臂，一片接着一片，像是地球上的最后一场大雪，白茫茫，软绵绵，不休，不止。
可我为什么没能拍到他？我为什么没能继续摄影？
我想起来了，是母亲觉得摄影没档次，不入流，不在八大艺术的范畴内，不该成为我生活的重心。她和我说，人必须要摆脱低级趣味，你知不知道？她说这些话时是晚上，屋里开了好多灯，灯光很亮。她背对着我，专心打理衣柜里的戏服。我站在她边上，看她用手轻拨那些衣服，古典的，中世纪的，近现代的，一件挨着一件。好多裙襬在镜子里飞起来，像转动的轮回，繚乱又错落。我在那里面看到了自己。我看到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我的壮年，我的老年。我看到我的一生又一生。
母亲踮起脚尖，接着舒展双臂，在空中划了道弧线。我看得出来，她在扮演芭蕾演员。母亲又抓起一顶爵士帽，把它翻过来，在帽子里抓了一把，随即张开那隻手。这一次她是魔术师。母亲笑着丢开帽子，抱住自己的手臂，开始哼唱摇篮曲。我看到她的手臂轻轻慢慢地摇。这下她又是母亲了。但是是别人的母亲，不是我的母亲。因为母亲从不扮演自己。
母亲看着我，和我说，你看，戏剧就是很好的艺术，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还给了我一个出口。我问她，什么出口？她说，你太小了，你还不懂。
我确实不懂母亲的意思，但是我从小就在接触各种各样的艺术。母亲很早就为我请到了不同的老师，每天催着我上小提琴课，素描课，华尔兹课，和文学鑑赏课。她还说，妈妈相信你会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
可我根本不想学那些东西。我只想学摄影。我想记录一些人，一些动物。我想记录自然，记录每一瞬的新生，每一秒的消亡。我想记录我自己的感受。
我想把这些话告诉母亲，但我又一次没能说出口。我想起母亲说过不可以伤害别人，尤其是伤害那些爱自己的人。她还说过，妈妈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我当然也爱母亲，父亲。他们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教育，财富，亲情，是他们让我成为我。人要知足，要感恩。范亭曾经打过比方，说我是储蓄卡，好像不用付出，却什么都能得到。我反问她，你不也是吗？她听了直摇头，摆着手说，我和你哪里一样啊？
我看她，她说：“你是储蓄卡，我呢，我是信用卡。”她耸肩膀，“你有好多东西，但是我只能透支。”
我不解：“你透支什么了？”
她掰着手指说：“太多了！热情，好运，时间，生命，还有别人对我的容忍，对我的爱……”她笑笑，“到最后我成了穷光蛋，欠了一屁股的债，怎么都还不上！”
应然也和我说过他欠了债，要还债。但是他到底欠了谁啊？他爸爸欠的债我不是早就还上了吗？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他的债主一共有几个？男的还是女的？随便吧，几个都好，是谁都无所谓，只要他需要，我就可以帮他还。但他从来都不和我说这些。我试着打听过，完全打听不到。我真讨厌他的债主，讨厌那个人是真实存在的，讨厌那个人一直佔据他的思想。
我咳了声，问范亭：“我们本质上不都是银行卡吗？”
她撑着下巴笑我：“本质吗？本质这个词真好听。”
她在桌子底下踢了踢我的腿，笑得更开心了：“所以我们是失散多年的亲姐弟呀！”
不是的，亲人应该是很相像的，我和范亭没有默契，也不合拍。她的想法不切实际，千奇百怪，我并不像她。我不像任何人，我只像我自己，像严誉成。我只可以是严誉成。
成为独一无二的人是母亲的期待。我不能出错。
十八岁的生日，母亲送了我一把从瑞典收藏家手里买来的小提琴。她说：“成成，你已经是大人了，应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她看着我的眼睛，问我问题，就像回到了我很小的时候。
她问我：“你想要什么呢？”
我也问自己，我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旁若无人地说话，想要在天气转凉时把下巴缩回高高的衣领，想要尝一口热量很高的生日蛋糕……我想要很多很多自由。
我看向母亲的眼睛，说：“我想要变得更好。”
母亲皱了皱眉，一脸不快，叹息了声：“你就只想到自己？”她说，“怎么一长大就忘了？你不是说要一直陪着妈妈，好好保护妈妈的吗？”
我说：“妈，我会的。”
母亲笑着拥抱了我。她说：“你知道吗，你是妈妈的骄傲。”
我当然是她的骄傲。我也拥抱了她。
之前是谁告诉我的？是亚瑟还是别的什么人？我记不清了。说是法国有一句谚语，一个爱捣乱的孩子要挨四百下打才能消除灾难，吓退恶魔，变成温顺听话的样子。而我从不捣乱，从不淘气，我一直很听母亲的话。母亲也不像别人的母亲那样，只会依靠暴力来解决问题。她认为暴力是男人解决问题的手段，是男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暴力还为这个世界区分开了男人和女人，好人和坏人。她不能容忍自己被归类到男人或者坏人的范畴里。
母亲有属于自己的教育方式，就像她曾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她每天都站在那个舞台上，从一齣戏跳跃到另一齣戏，服饰和妆容不停变换，却永远精緻，永远优雅端庄。
她在台上走路时的脚步很轻，几乎不出声音，和应然一样。
不对，母亲和应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怎么会像呢？母亲注视着我的时候，手里没有鞭子，没有戒尺，只有爱，很多很多的爱。只要我还沿着她为我规划好的路线往下走，那些爱就会向我扑来，那么丰沛，那么沉重。她把我围在爱里面，注视着我说出第一句话，写下第一个字，走过第一段楼梯。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一面镜子，映不出流动的风景，映不出变化的时间，只映出了她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盛开。我想象不出她凋败的样子。
而我在应然的眼里看到我自己。一个完全陌生的自己。一个焦躁，失态，缺少家教，没有涵养的自己……
应然的手里没有爱。他怎么会有爱那种东西？他不会有爱的，他连一支香菸都懒得攥在手里。他抽菸的时候，先是用一隻红色的塑料打火机点上一支菸，接着就放到嘴里叼着，咬着，香菸上全是他留下的牙印。我看到过那隻打火机上印着的一排字，海风宾馆。我去看过一次，那是一个快捷酒店。我不知道他去过那里多少次，也不知道打火机是谁送给他的，那个冰桶一样的前台吗？他们是不是在又脏又臭的杂物间里缠绵过了？那个冰桶可以满足他吗？他也会和一个冰桶做到晕过去吗？他知不知道在有一些地方做爱很危险？他又不是没因为这种事情受过伤。上次我们去音乐会，他去找那个没比他高出多少的娃娃脸，他的手不就被钢琴砸到了吗？当时屋里的钢琴一直在响，太吵了，我从没听过那么难听的音乐。后来是我带他去的医院，是我陪他打的石膏，是我，不是别人。
有好几次，他很累了，在床上睡得很熟，我看到床头柜上的那隻打火机，都想把它扔进垃圾桶。但是我没扔。因为人不可以擅自替别人做决定，更不可以乱碰别人的东西。这也是母亲和我说过的话。
如果我碰了，我是不是就要承受那四百下的重击？
应然的手里可能有一把戒尺。每次他和别人对视，亲热，四肢交缠，那根无形的戒尺就受到感召，从他手里跳起来，惩罚我，打在我的身上。
在巴别塔的那个晚上，他和Aaron靠得很近，然后拥抱，接吻，我看到了，却躲不开，平白无故地捱了打。一下，两下，三下，十下，五十下，一百下，四百下。我捱了好多下打。我走了。我的胳膊，腿上，背上都是淤痕，他看不到，他也不会知道。
但是无论四百下，还是四千下，恶魔都不会走的。恶魔一开始就不在我的身上。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违背过母亲的意思，我的每一步都走在母亲希望我走的那条路上，这样还不够吗？我怎么会需要谁来惩罚我？
我没做错过什么，做错了的是应然。是他忘记伤害了别人之后要用拥抱安抚那个人，再补偿他一句道歉，或者一颗糖。他怎么会这么缺乏常识？他不止缺乏常识，他对有些东西根本一窍不通，他以为上帝和人一样，会因为犯错而得到惩罚，他是不是太天真了？上帝才不可能得到惩罚，得到惩罚的是我。上帝让我为他长成的样子付出代价，让我认识他，靠近他，然后再也没办法忘记他，和他拉拉扯扯许多年，不知道怎么松开手，不知道怎么才能不去想他。
上帝确实对我做过很多欠缺善意的事，多到我有点数不清了。但我读过关于上帝的书，也看过关于上帝的电影，我明白宗教并不是我最擅长的领域，我不应该再想下去了。我连上帝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我干嘛还要想ta呢？我要想想真实存在的人，那些我说得清的，出现在我身边的，陪伴过我的人。
我学着去爱他们，又和他们製造了那么多回忆，一同去过那么多地方，我不应该很满足吗？哪怕分开之后，他们还是愿意留在我住的地方，和我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和我在同一张床上做梦。他们给过我爱一个人的感觉，他们补上了我生活的缺，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我不会赶他们走。
我说：“户外运动吧。”
她又问：“具体都有什么呢？”
我想了想，说：“冬天滑雪，夏天打高尔夫，平时……游泳吧。”
高中的夏天，应然妈妈每週末都穿丝质的连衣裙，涂顏色很重的口红，邀请我去她家的泳池游泳。有时我上小提琴课，她会等到我下课后再来。她很少进屋，总是站在门边和母亲说话。我记得她常常垂着眼睛看地面，看母亲从伊斯坦布尔买回来的一张基里姆花毯。她的皮肤很白，视线很低，我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到另一个应然。
两个人游泳，总有一个人要先上岸。我从没做过先上岸的那个人。应然上岸后就会在泳池边晒太阳，看蚂蚁，不说话。只要他不叫我，我就会一直游下去。我们各自忙各自的事，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沟通。我在沉默中消耗体力，他在沉默中补充体力，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
有一回，我游不动了，和他一起上了岸。他扔了块毛巾给我，我接住，问他：“你不喜欢游泳吧？”
他说：“不喜欢就不能做吗？”
我说：“你不应该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
他甩甩头发上的水珠，看着我，笑了出来。他问我：“严誉成，你真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吗？”
我想说，那当然啊。但我竟然说不出口。
那时雷声响了，外面突然下雨了。雨下得很大，我们在岸上淋得很溼，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人来找我们。我抓过肩上的毛巾，过去盖住了他的头发。他一愣，披着那条毛巾和我说：“下雨了，你还不回去？”
我猜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赶我走变成了他的一个习惯。
四周在变冷，我淋了一身的雨，却不想躲雨，不想走。我用手背擦额头，擦眼皮，他站在原地，喘着粗气看我。我们面对着面站在雨里，谁都没动。我看到毛巾贴在他的背上，他的脸在雨里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白，白得和蜡笔画上的怪物一样，白得彷彿要消失了。
我一时着急，上前抓住了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凉的，应该可以作为他存在的证据吧？我看着他，握紧他的手腕。他不能消失，我要快点和他说说话。
我想到要说什么了。我问他：“天气预报说过今天会下雨吗？”
十七岁的生日那天，天很晴，我又去了应然家的泳池。那天母亲什么都没有准备，是应然妈妈送来了蜡烛和蛋糕。母亲在门边笑着推辞，推辞不过，最终还是接了过来。她走去厨房，把蛋糕放进冷冻的那一层。关冰箱门的时候，她叹了口气，像在自言自语：“时间过得好快，都到成成的生日了。”
我走去应然家，脱了衣服，跳下水。不到二十分鐘，应然就从水里探出半个身子，接着上了岸。他披着浴巾蹲在泳池边，一个人蹲了很久，久到我从远处游向他，一点一点看清了水面的倒影，黑的头发，黑的眼睛，白的手，白的腿，久到我游到了那倒影跟前，他还是没有走。
太阳昇得很高，我在水下看他，他在地上看我。
我想问他为什么一直蹲在这里，为什么不找块毛巾把头发擦乾，可是我一张嘴，没出声音，只有几个气泡鑽出嘴巴。应然笑起来，水面的倒影摇摇晃晃，我忍不住伸手去抓，但那倒影一下就碎了，四分五裂，流向不同的方向。我收回手，那些碎片又回归原位，拼回他的样子。
他看着我，动了动嘴唇，好像说了什么。他的嘴唇也映在水面上，浮着，漂着，像蒙德里安的红，鲜明得快要融化，快要散开了。我抬起头，偷偷吻了吻那嘴唇的倒影。
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那是一种悸动，一种衝动，那是一种可怕的佔有慾，一种我无法控制的情感。
那其实是我。是十七岁的那个我，也是二十七岁的这个我。
关于户外运动的问题都问完了，女主持人递给我一瓶矿泉水，我对她说：“谢谢。”
她微笑着看我：“您总是这么绅士吗？”
我笑笑：“要看场合。”
她笑得更轻了：“看来您父母对您的教育很成功。”
我耸肩膀：“他们都很认可教育等于砸钱的观念。”
我解释着：“我小时候不是在学这个，就是在学那个，每天有很多要做的事情，日程表总是排得很满，所以忙碌是我童年的常态。”我说，“后来只要一间下来，我就觉得很茫然，不知道该拿多出来的时间怎么办。”
女主持人歪着头笑：“有钱人家的烦恼。”
我喝了口水，说：“我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小时候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啊。”女主持人说，“有的小孩做手工，写日记，有的小孩看动画片，玩电子游戏，还有些小孩偷偷早恋……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关键要看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说：“我喜欢摄影。”
我看过一段时间的摄影书。
我接着说：“我喜欢拍照。”
我拍过很多东西。我记得有后视镜里的霓虹灯，书架上的灰尘，和一隻骨架好看的男人的手。
我还拍过很多人。母亲，父亲，姜朗，亚瑟……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我都拍过很多。但我没拍过应然。
我想拍他什么呢？我想拍他从水里出来，什么都不穿，用手擦掉眼皮上的水，露出底色浓郁的眼睛。那眼睛是亮的，望向远处的一片绿树。我想拍他躺在床上，穿着撕破的衣服，两隻手举过头顶。他的肩上都是汗，锁骨凹陷的地方也有汗，亮晶晶的，像波光粼粼的一面湖。我还想拍他背靠黑板，坐在一间教室的讲台上。黑板上有一排粉笔字，早就被他蹭得乱糟糟的，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了。他咬着我的领带，抱着我的肩膀，用腿缠住我的腰，溼答答，黏糊糊……
为什么一想到给他拍照，我就只能想到这些低俗的东西？摄影明明是一门艺术，不该是这样的东西吧？但这是我的错吗？他自己也说过他性慾很强啊。我们做爱从来都不用安全套，只用润滑剂，这也是因为他性慾很强？每一次，他都抱住我的脖子，搂住我的肩膀，贴着我的身体。每一次，他都闭着嘴巴，一副不想说话的样子，却还是会发出好多微弱的呻吟。这代表什么？是不是代表我满足他了？无论他想要多少，我都能满足他吗？我还能满足他多久？我可以一直满足他吗？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
有一次，我满足过他之后，他说他不是我的逃生通道。他当然不是。他是逃生通道的反义词。那个词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在手机上搜过，搜不到。我只知道每一次我在他身体里，感觉到他含着我，浑身沾满精液的时候，我都没有逃出去的任何可能。他不可能是一条通往“生”的通道。
或许我不应该一次一次满足他。我应该强迫他，带他去摄影棚，让他坐在场地中间的椅子上。他穿白衬衣，一隻脚踩上椅子，另一隻脚在地上来回的荡。一阵后，他搂住自己的腿，枕着膝盖打盹，背上全是光。这时，周围的风扇开了，吹起许多白色的羽毛，吹得满天都是。羽毛飞掠过他的头发，脸颊，手臂，一片接着一片，像是地球上的最后一场大雪，白茫茫，软绵绵，不休，不止。
可我为什么没能拍到他？我为什么没能继续摄影？
我想起来了，是母亲觉得摄影没档次，不入流，不在八大艺术的范畴内，不该成为我生活的重心。她和我说，人必须要摆脱低级趣味，你知不知道？她说这些话时是晚上，屋里开了好多灯，灯光很亮。她背对着我，专心打理衣柜里的戏服。我站在她边上，看她用手轻拨那些衣服，古典的，中世纪的，近现代的，一件挨着一件。好多裙襬在镜子里飞起来，像转动的轮回，繚乱又错落。我在那里面看到了自己。我看到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我的壮年，我的老年。我看到我的一生又一生。
母亲踮起脚尖，接着舒展双臂，在空中划了道弧线。我看得出来，她在扮演芭蕾演员。母亲又抓起一顶爵士帽，把它翻过来，在帽子里抓了一把，随即张开那隻手。这一次她是魔术师。母亲笑着丢开帽子，抱住自己的手臂，开始哼唱摇篮曲。我看到她的手臂轻轻慢慢地摇。这下她又是母亲了。但是是别人的母亲，不是我的母亲。因为母亲从不扮演自己。
母亲看着我，和我说，你看，戏剧就是很好的艺术，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还给了我一个出口。我问她，什么出口？她说，你太小了，你还不懂。
我确实不懂母亲的意思，但是我从小就在接触各种各样的艺术。母亲很早就为我请到了不同的老师，每天催着我上小提琴课，素描课，华尔兹课，和文学鑑赏课。她还说，妈妈相信你会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
可我根本不想学那些东西。我只想学摄影。我想记录一些人，一些动物。我想记录自然，记录每一瞬的新生，每一秒的消亡。我想记录我自己的感受。
我想把这些话告诉母亲，但我又一次没能说出口。我想起母亲说过不可以伤害别人，尤其是伤害那些爱自己的人。她还说过，妈妈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我当然也爱母亲，父亲。他们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教育，财富，亲情，是他们让我成为我。人要知足，要感恩。范亭曾经打过比方，说我是储蓄卡，好像不用付出，却什么都能得到。我反问她，你不也是吗？她听了直摇头，摆着手说，我和你哪里一样啊？
我看她，她说：“你是储蓄卡，我呢，我是信用卡。”她耸肩膀，“你有好多东西，但是我只能透支。”
我不解：“你透支什么了？”
她掰着手指说：“太多了！热情，好运，时间，生命，还有别人对我的容忍，对我的爱……”她笑笑，“到最后我成了穷光蛋，欠了一屁股的债，怎么都还不上！”
应然也和我说过他欠了债，要还债。但是他到底欠了谁啊？他爸爸欠的债我不是早就还上了吗？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他的债主一共有几个？男的还是女的？随便吧，几个都好，是谁都无所谓，只要他需要，我就可以帮他还。但他从来都不和我说这些。我试着打听过，完全打听不到。我真讨厌他的债主，讨厌那个人是真实存在的，讨厌那个人一直佔据他的思想。
我咳了声，问范亭：“我们本质上不都是银行卡吗？”
她撑着下巴笑我：“本质吗？本质这个词真好听。”
她在桌子底下踢了踢我的腿，笑得更开心了：“所以我们是失散多年的亲姐弟呀！”
不是的，亲人应该是很相像的，我和范亭没有默契，也不合拍。她的想法不切实际，千奇百怪，我并不像她。我不像任何人，我只像我自己，像严誉成。我只可以是严誉成。
成为独一无二的人是母亲的期待。我不能出错。
十八岁的生日，母亲送了我一把从瑞典收藏家手里买来的小提琴。她说：“成成，你已经是大人了，应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她看着我的眼睛，问我问题，就像回到了我很小的时候。
她问我：“你想要什么呢？”
我也问自己，我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旁若无人地说话，想要在天气转凉时把下巴缩回高高的衣领，想要尝一口热量很高的生日蛋糕……我想要很多很多自由。
我看向母亲的眼睛，说：“我想要变得更好。”
母亲皱了皱眉，一脸不快，叹息了声：“你就只想到自己？”她说，“怎么一长大就忘了？你不是说要一直陪着妈妈，好好保护妈妈的吗？”
我说：“妈，我会的。”
母亲笑着拥抱了我。她说：“你知道吗，你是妈妈的骄傲。”
我当然是她的骄傲。我也拥抱了她。
之前是谁告诉我的？是亚瑟还是别的什么人？我记不清了。说是法国有一句谚语，一个爱捣乱的孩子要挨四百下打才能消除灾难，吓退恶魔，变成温顺听话的样子。而我从不捣乱，从不淘气，我一直很听母亲的话。母亲也不像别人的母亲那样，只会依靠暴力来解决问题。她认为暴力是男人解决问题的手段，是男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暴力还为这个世界区分开了男人和女人，好人和坏人。她不能容忍自己被归类到男人或者坏人的范畴里。
母亲有属于自己的教育方式，就像她曾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她每天都站在那个舞台上，从一齣戏跳跃到另一齣戏，服饰和妆容不停变换，却永远精緻，永远优雅端庄。
她在台上走路时的脚步很轻，几乎不出声音，和应然一样。
不对，母亲和应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怎么会像呢？母亲注视着我的时候，手里没有鞭子，没有戒尺，只有爱，很多很多的爱。只要我还沿着她为我规划好的路线往下走，那些爱就会向我扑来，那么丰沛，那么沉重。她把我围在爱里面，注视着我说出第一句话，写下第一个字，走过第一段楼梯。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一面镜子，映不出流动的风景，映不出变化的时间，只映出了她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盛开。我想象不出她凋败的样子。
而我在应然的眼里看到我自己。一个完全陌生的自己。一个焦躁，失态，缺少家教，没有涵养的自己……
应然的手里没有爱。他怎么会有爱那种东西？他不会有爱的，他连一支香菸都懒得攥在手里。他抽菸的时候，先是用一隻红色的塑料打火机点上一支菸，接着就放到嘴里叼着，咬着，香菸上全是他留下的牙印。我看到过那隻打火机上印着的一排字，海风宾馆。我去看过一次，那是一个快捷酒店。我不知道他去过那里多少次，也不知道打火机是谁送给他的，那个冰桶一样的前台吗？他们是不是在又脏又臭的杂物间里缠绵过了？那个冰桶可以满足他吗？他也会和一个冰桶做到晕过去吗？他知不知道在有一些地方做爱很危险？他又不是没因为这种事情受过伤。上次我们去音乐会，他去找那个没比他高出多少的娃娃脸，他的手不就被钢琴砸到了吗？当时屋里的钢琴一直在响，太吵了，我从没听过那么难听的音乐。后来是我带他去的医院，是我陪他打的石膏，是我，不是别人。
有好几次，他很累了，在床上睡得很熟，我看到床头柜上的那隻打火机，都想把它扔进垃圾桶。但是我没扔。因为人不可以擅自替别人做决定，更不可以乱碰别人的东西。这也是母亲和我说过的话。
如果我碰了，我是不是就要承受那四百下的重击？
应然的手里可能有一把戒尺。每次他和别人对视，亲热，四肢交缠，那根无形的戒尺就受到感召，从他手里跳起来，惩罚我，打在我的身上。
在巴别塔的那个晚上，他和Aaron靠得很近，然后拥抱，接吻，我看到了，却躲不开，平白无故地捱了打。一下，两下，三下，十下，五十下，一百下，四百下。我捱了好多下打。我走了。我的胳膊，腿上，背上都是淤痕，他看不到，他也不会知道。
但是无论四百下，还是四千下，恶魔都不会走的。恶魔一开始就不在我的身上。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违背过母亲的意思，我的每一步都走在母亲希望我走的那条路上，这样还不够吗？我怎么会需要谁来惩罚我？
我没做错过什么，做错了的是应然。是他忘记伤害了别人之后要用拥抱安抚那个人，再补偿他一句道歉，或者一颗糖。他怎么会这么缺乏常识？他不止缺乏常识，他对有些东西根本一窍不通，他以为上帝和人一样，会因为犯错而得到惩罚，他是不是太天真了？上帝才不可能得到惩罚，得到惩罚的是我。上帝让我为他长成的样子付出代价，让我认识他，靠近他，然后再也没办法忘记他，和他拉拉扯扯许多年，不知道怎么松开手，不知道怎么才能不去想他。
上帝确实对我做过很多欠缺善意的事，多到我有点数不清了。但我读过关于上帝的书，也看过关于上帝的电影，我明白宗教并不是我最擅长的领域，我不应该再想下去了。我连上帝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我干嘛还要想ta呢？我要想想真实存在的人，那些我说得清的，出现在我身边的，陪伴过我的人。
我学着去爱他们，又和他们製造了那么多回忆，一同去过那么多地方，我不应该很满足吗？哪怕分开之后，他们还是愿意留在我住的地方，和我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和我在同一张床上做梦。他们给过我爱一个人的感觉，他们补上了我生活的缺，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我不会赶他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