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网咖回1950年 第263节
在后世，上海石库门是贫民区的代名词。但在这个时代，石库门是有钱人住的。
后世的石库门那是七十二家房客，把一个独栋别墅拆成了若干个部分，分给了上海市民居住。
现在的很多石库门，那可是一家三五口人直接住着三层楼的联排别墅，自然是有钱人的代名词。
而城市内的穷人在这个年代住什么地方呢？
后世时空中喜欢把穷人安排在各种弄堂里，住着对于后世人觉得很破旧的老房子。
但实际上在城市里有立锥之地，有片瓦遮头，这已经不算穷人。以上海和南京为例，一家五口住在弄堂里，有三间房的那种。
其实已经是在城市里有着比较体面的工作了，或者是警察或者是记者或者是洋行的办事员。
实际上更多在城市里从事体力行业的劳动者，他们基本上就是沿着河拿竹竿草席搭建棚户。
新中国成立后没收了大量的外国在华资产，也没收了很多资本家的财产，得到了大量的住房。
然后毛主席等人把这些住房分配给了城市里这些住在河边的棚户居民。
所以现在南京市里的居住环境是如何的？
是三十平米左右的一个房间要拥挤下一家五口人，甚至是更多人。
居住环境比从前住在河边的棚户好了。
很多人也很满意。但是毛主席等人觉得，如果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就心安理得了，那么自己头上的帽子不如摘了。
尤其是李锐出现后，他带来了许多后世的资料。
其中就有关于后世关于人均居住环境的调查资料。
根据专业人士的测算，一个人的居住面积以个人来计算，不能低于十七点五平米。
这个大小几乎是人类的临界值。低于这个居住面积，人往往在家中难以展开正常的交际活动。
并且对心理也有巨大的压抑。而当时毛主席也问李锐，关于后世人均居住面积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李锐也没有避而不谈，而是大大方方的说道：“中国人均居住面积最拥挤的城市，第一是香港，第二是上海。这两个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都达不到最低居住面积标准。”
“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仅只有二十四平方米，这还是把郊县地区那些大面积的农民房都算上的结果。
如果仅仅计算上海外环线之内的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居住面积可能只有十五平米左右。”
“而香港则是算上农民房、算上公屋，人均居住面积依然只有十五点八平米。大多数香港人住的地方还没牢房大。所以在后世有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
毛主席问道：“是什么？”
李锐半是玩笑半是悲哀的说道：“香港年轻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坐牢。因为算上坐牢的三餐、居住面积、监狱医疗等等，比你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还划算点。”
毛主席和周总理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两人都要气乐了。
还好他们都看了后世的各种资料，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建设，所以就算是生气，也是没有发作。
“我们国家的住房问题是需要解决啊。”毛主席站起来来回踱步：“我看了小李提供的资料。历史上中我们国企建房子分房子也是有很多问题啊。”
周总理也点点头：“是啊，我看了那些资料。其中干部以权谋私，需要的人排不上号。领导的亲属优先住大房子，这些问题很严重啊。”
“不仅仅是如此。”毛主席补充道：“我看了一些资料，历史上七八十年代，国家改制对国企资金进行提留。这些国企突击花钱，乱盖员工楼。
还欠下面乡镇企业的钱。等到效益不好了，他们的楼也没盖完，乡镇企业大队集体的钱也欠着还不上。一欠下来就是好几年，有的直接变成了死账。”
“那国企的房子不盖了吗？”李锐问道。
毛主席却笑着反问：“那小李你怎么看？”
“这件事要分开来看。”李锐想了想说道：“一棍子打死国企对员工的福利分配政策，这不对。但是放任着国企随意对员工进行福利分配，这也不对。”
“前者容易让员工对国企失去向心力。我所在的年代听说过很多老一代工人为了保住工厂设备，以身犯险甚至拿命保护设备的故事。
这种事情不是一件两件，而是许多。这些工人愿意这么做，说到底他们是真的做到了那句宣传上的话“以厂为家”。”
李锐说道这里比较唏嘘。
因为很多故事里，这些以厂为家的工人们在面临改开面临改制，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
为了工厂没了一只手或者一条腿，转眼改开了搞市场化了，你个残疾了，也就不要你了。
但是与此同时，在以厂为家的情况下，又养出了一批新的特权阶级：工人。
是的，并不是只有官员才算是特权阶级。实际上一些效益好的工厂的工人们，本身也是一种特权阶级。
现如今是刚建国，百废待兴所以很多事情看不出来。但是到了后期就会发现，因为某些国企形成了垄断性质，工人们自己也变成了某种老爷。
比如说在煤炭供应紧缺的时期，那么掌管着煤炭的企业就是老大。其他企业为了搞点煤炭，那是又请客又送礼，整车整车的土特产送进去让厂里每个工人都去分。
什么不送礼？但你有上面的条子？行，等着吧，我们矿上给你安排。慢慢等吧，要么等的时间很长，要么根本拿不到优质的水洗煤。
是的，国企自己之间都这么玩儿，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
六十年代晚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到了七十年代末这种风气达到了鼎盛。
仅仅是厂里的领导贪？不不不，是全厂上下一起。所谓靠山吃山，那么靠厂就吃厂。
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趋同时，人总会表现出一种凝聚力，一起保护自己的所得利益。
这与是不是资本家没关系，无产阶级的工人一样如此。
毕竟谁能拒绝多吃一口肉呢？所以如何平衡，这向来是个难题。
“肆意妄为的让工厂无节制的给工人们法福利。虽然说可以提高工人们的积极性和向心力。
但是也很有可能造成他们成为自己的小团体，抗拒革新和改制。我就未曾听过有五十年不改制的工厂。”
“生产力是在进步的，生产关系也是在发展的。那么管理生产的方式方法和利益分配也是要不断调整的。
但是当工人群体自身因为利益问题而抗拒改制变革，那么这个企业其实离死也不远了。”
“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搞什么顶班制度。毛主席，你说这和龙生龙、凤生凤又有什么差别呢？
工人自己把自己的阶级固化，他们哪里来的变革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呢？”李锐这话说的很难听。
但是却切中要害。后世大量的国企倒闭，说到底就是因为缺乏变革，跟不上时代。
工人评判一个好厂长的标准也很简单，那就是谁能给工人多发福利，谁就是好厂长。
谁要是把本该发给工人福利的钱拿去搞研发，那就要被全厂工人措脊梁骨。
但实际上把利润全拿去给工人发福利的厂长就是好厂长？
把利润拿去做研发的厂长就是坏厂长？
有的时候是不见得的。就像是打人之前要先把拳头收回去，这样打人才有力气。
但很多人见不得收拳头。
毛主席也是阅读了李锐给的大量后世资料，他也清楚这些在历史上后世已经发生过的真实案例。
他重重的点头：“是啊！小李同志说的很有道理。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侧重。想要用一个方案来解决这个国家所有的问题，并且是永久的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异想天开的懒政。”
“周总理啊，我们需要加快党政人才的培养建设，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
周总理道：“已经在搞了。李锐同志搞来的各种商品为我们赚来的外汇。实际上已经带动我们国内的相关产业了。
制造业在发展，服务业也就在跟着发展。1950年还看不出来，但是1951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将会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扩大党政人才建设的相关议案了。”
李锐道：“我个人觉得，还是继续推动财税分配制度。关于企业福利分配，不能让工厂自己肆意滥发。
自己效益好的时候把钱花完，效益不好的时候张嘴等援助。这种做法无疑是不负责任的。”
“中央必须有掌控这部分财政的权利。”李锐如此说道。
当然中央掌握这部分权利，那么中央会不会又滋生出特权派呢？相比是会的。
所以对中央内部的定期清理也是需要的，并且是要常态化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世上没有一个政策能完美无缺的解决中国所有问题。
所有的政策都需要在实施时不断的平衡平衡再平衡。
所以党政人才的建设是重要的。有的人该上去就上去，有的人该下来就下来。
该奖赏的赏，该动刀子的动刀子。指望着一个政策就万年不变的，那只能存在于童话故事里。
“那关于工厂最大的福利，给员工盖房子这件事，小李同志你怎么看呢？”
“我吗？我的看法是实行双轨制。”“哦，什么双轨制？”
“就是以企业和政府为依托，修建保底性住房和廉租房。而更进一步的改善型住房则通过市场规则出售。”
李锐如此说道：“赚取的利润再用来修建保底性住房和廉租房，将这三种住房全都纳入企业考核标准。”
“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建议。我也不知道这项建议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多少问题。
所以我个人不建议直接大面积推广。只能小范围试点，如果好用在推广，不好用便取消。毕竟住房问题，将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未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毛主席想了想道：“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但是有个基本原则。每月住房开销要控制在工人收入的百分之十之内。”
南京便是这场住房实验的第一个试验点。
梅花厂要该三个员工楼，而市政府也准备盖十栋廉租房和十栋改善性住房。
选南京的原因也很简单，南京是大城市，但是又没那么大。南京有一些有钱人，但是又没那么有钱。
在这里，这场关乎中国未来住房的实验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
而与此同时在欧洲，另一个牵动亿万欧洲人眼球的大事也要展开了。
那就是到底是太某报的主编跳进泰晤士河里游泳，还是泰晤士报的主编跳进泰晤士河里游泳呢？
全欧洲都充满了期待。
第二百五十章 水太凉
中苏之间的电影论战。除了带动了中国几家工厂的销量，让中国员工生产电影周边赚更多的工资，并且让中国商品通过这个机会打开欧洲市场的大门外。
目前在欧洲最大的争论就是大家觉得谁拍的更好。
虽然说官方上面是不允许的。
但是拉姆等人组建的专业团队切实的从东柏林偷窃到了胶片。
还拷贝了很多份在欧洲的各个咖啡厅影院进行放映。
所以虽然明面上禁止，但是实际上很多欧洲电影的爱好者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看了这两部样片了。
对于这些爱好者来说，这两部电影各有优劣。扎导版的电影更偏向于深沉，节奏比较慢。
后世的石库门那是七十二家房客，把一个独栋别墅拆成了若干个部分，分给了上海市民居住。
现在的很多石库门，那可是一家三五口人直接住着三层楼的联排别墅，自然是有钱人的代名词。
而城市内的穷人在这个年代住什么地方呢？
后世时空中喜欢把穷人安排在各种弄堂里，住着对于后世人觉得很破旧的老房子。
但实际上在城市里有立锥之地，有片瓦遮头，这已经不算穷人。以上海和南京为例，一家五口住在弄堂里，有三间房的那种。
其实已经是在城市里有着比较体面的工作了，或者是警察或者是记者或者是洋行的办事员。
实际上更多在城市里从事体力行业的劳动者，他们基本上就是沿着河拿竹竿草席搭建棚户。
新中国成立后没收了大量的外国在华资产，也没收了很多资本家的财产，得到了大量的住房。
然后毛主席等人把这些住房分配给了城市里这些住在河边的棚户居民。
所以现在南京市里的居住环境是如何的？
是三十平米左右的一个房间要拥挤下一家五口人，甚至是更多人。
居住环境比从前住在河边的棚户好了。
很多人也很满意。但是毛主席等人觉得，如果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就心安理得了，那么自己头上的帽子不如摘了。
尤其是李锐出现后，他带来了许多后世的资料。
其中就有关于后世关于人均居住环境的调查资料。
根据专业人士的测算，一个人的居住面积以个人来计算，不能低于十七点五平米。
这个大小几乎是人类的临界值。低于这个居住面积，人往往在家中难以展开正常的交际活动。
并且对心理也有巨大的压抑。而当时毛主席也问李锐，关于后世人均居住面积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李锐也没有避而不谈，而是大大方方的说道：“中国人均居住面积最拥挤的城市，第一是香港，第二是上海。这两个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都达不到最低居住面积标准。”
“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仅只有二十四平方米，这还是把郊县地区那些大面积的农民房都算上的结果。
如果仅仅计算上海外环线之内的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居住面积可能只有十五平米左右。”
“而香港则是算上农民房、算上公屋，人均居住面积依然只有十五点八平米。大多数香港人住的地方还没牢房大。所以在后世有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
毛主席问道：“是什么？”
李锐半是玩笑半是悲哀的说道：“香港年轻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坐牢。因为算上坐牢的三餐、居住面积、监狱医疗等等，比你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还划算点。”
毛主席和周总理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两人都要气乐了。
还好他们都看了后世的各种资料，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建设，所以就算是生气，也是没有发作。
“我们国家的住房问题是需要解决啊。”毛主席站起来来回踱步：“我看了小李提供的资料。历史上中我们国企建房子分房子也是有很多问题啊。”
周总理也点点头：“是啊，我看了那些资料。其中干部以权谋私，需要的人排不上号。领导的亲属优先住大房子，这些问题很严重啊。”
“不仅仅是如此。”毛主席补充道：“我看了一些资料，历史上七八十年代，国家改制对国企资金进行提留。这些国企突击花钱，乱盖员工楼。
还欠下面乡镇企业的钱。等到效益不好了，他们的楼也没盖完，乡镇企业大队集体的钱也欠着还不上。一欠下来就是好几年，有的直接变成了死账。”
“那国企的房子不盖了吗？”李锐问道。
毛主席却笑着反问：“那小李你怎么看？”
“这件事要分开来看。”李锐想了想说道：“一棍子打死国企对员工的福利分配政策，这不对。但是放任着国企随意对员工进行福利分配，这也不对。”
“前者容易让员工对国企失去向心力。我所在的年代听说过很多老一代工人为了保住工厂设备，以身犯险甚至拿命保护设备的故事。
这种事情不是一件两件，而是许多。这些工人愿意这么做，说到底他们是真的做到了那句宣传上的话“以厂为家”。”
李锐说道这里比较唏嘘。
因为很多故事里，这些以厂为家的工人们在面临改开面临改制，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
为了工厂没了一只手或者一条腿，转眼改开了搞市场化了，你个残疾了，也就不要你了。
但是与此同时，在以厂为家的情况下，又养出了一批新的特权阶级：工人。
是的，并不是只有官员才算是特权阶级。实际上一些效益好的工厂的工人们，本身也是一种特权阶级。
现如今是刚建国，百废待兴所以很多事情看不出来。但是到了后期就会发现，因为某些国企形成了垄断性质，工人们自己也变成了某种老爷。
比如说在煤炭供应紧缺的时期，那么掌管着煤炭的企业就是老大。其他企业为了搞点煤炭，那是又请客又送礼，整车整车的土特产送进去让厂里每个工人都去分。
什么不送礼？但你有上面的条子？行，等着吧，我们矿上给你安排。慢慢等吧，要么等的时间很长，要么根本拿不到优质的水洗煤。
是的，国企自己之间都这么玩儿，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
六十年代晚期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到了七十年代末这种风气达到了鼎盛。
仅仅是厂里的领导贪？不不不，是全厂上下一起。所谓靠山吃山，那么靠厂就吃厂。
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趋同时，人总会表现出一种凝聚力，一起保护自己的所得利益。
这与是不是资本家没关系，无产阶级的工人一样如此。
毕竟谁能拒绝多吃一口肉呢？所以如何平衡，这向来是个难题。
“肆意妄为的让工厂无节制的给工人们法福利。虽然说可以提高工人们的积极性和向心力。
但是也很有可能造成他们成为自己的小团体，抗拒革新和改制。我就未曾听过有五十年不改制的工厂。”
“生产力是在进步的，生产关系也是在发展的。那么管理生产的方式方法和利益分配也是要不断调整的。
但是当工人群体自身因为利益问题而抗拒改制变革，那么这个企业其实离死也不远了。”
“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搞什么顶班制度。毛主席，你说这和龙生龙、凤生凤又有什么差别呢？
工人自己把自己的阶级固化，他们哪里来的变革的力量，来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呢？”李锐这话说的很难听。
但是却切中要害。后世大量的国企倒闭，说到底就是因为缺乏变革，跟不上时代。
工人评判一个好厂长的标准也很简单，那就是谁能给工人多发福利，谁就是好厂长。
谁要是把本该发给工人福利的钱拿去搞研发，那就要被全厂工人措脊梁骨。
但实际上把利润全拿去给工人发福利的厂长就是好厂长？
把利润拿去做研发的厂长就是坏厂长？
有的时候是不见得的。就像是打人之前要先把拳头收回去，这样打人才有力气。
但很多人见不得收拳头。
毛主席也是阅读了李锐给的大量后世资料，他也清楚这些在历史上后世已经发生过的真实案例。
他重重的点头：“是啊！小李同志说的很有道理。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侧重。想要用一个方案来解决这个国家所有的问题，并且是永久的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异想天开的懒政。”
“周总理啊，我们需要加快党政人才的培养建设，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
周总理道：“已经在搞了。李锐同志搞来的各种商品为我们赚来的外汇。实际上已经带动我们国内的相关产业了。
制造业在发展，服务业也就在跟着发展。1950年还看不出来，但是1951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将会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扩大党政人才建设的相关议案了。”
李锐道：“我个人觉得，还是继续推动财税分配制度。关于企业福利分配，不能让工厂自己肆意滥发。
自己效益好的时候把钱花完，效益不好的时候张嘴等援助。这种做法无疑是不负责任的。”
“中央必须有掌控这部分财政的权利。”李锐如此说道。
当然中央掌握这部分权利，那么中央会不会又滋生出特权派呢？相比是会的。
所以对中央内部的定期清理也是需要的，并且是要常态化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世上没有一个政策能完美无缺的解决中国所有问题。
所有的政策都需要在实施时不断的平衡平衡再平衡。
所以党政人才的建设是重要的。有的人该上去就上去，有的人该下来就下来。
该奖赏的赏，该动刀子的动刀子。指望着一个政策就万年不变的，那只能存在于童话故事里。
“那关于工厂最大的福利，给员工盖房子这件事，小李同志你怎么看呢？”
“我吗？我的看法是实行双轨制。”“哦，什么双轨制？”
“就是以企业和政府为依托，修建保底性住房和廉租房。而更进一步的改善型住房则通过市场规则出售。”
李锐如此说道：“赚取的利润再用来修建保底性住房和廉租房，将这三种住房全都纳入企业考核标准。”
“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建议。我也不知道这项建议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多少问题。
所以我个人不建议直接大面积推广。只能小范围试点，如果好用在推广，不好用便取消。毕竟住房问题，将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未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毛主席想了想道：“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但是有个基本原则。每月住房开销要控制在工人收入的百分之十之内。”
南京便是这场住房实验的第一个试验点。
梅花厂要该三个员工楼，而市政府也准备盖十栋廉租房和十栋改善性住房。
选南京的原因也很简单，南京是大城市，但是又没那么大。南京有一些有钱人，但是又没那么有钱。
在这里，这场关乎中国未来住房的实验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
而与此同时在欧洲，另一个牵动亿万欧洲人眼球的大事也要展开了。
那就是到底是太某报的主编跳进泰晤士河里游泳，还是泰晤士报的主编跳进泰晤士河里游泳呢？
全欧洲都充满了期待。
第二百五十章 水太凉
中苏之间的电影论战。除了带动了中国几家工厂的销量，让中国员工生产电影周边赚更多的工资，并且让中国商品通过这个机会打开欧洲市场的大门外。
目前在欧洲最大的争论就是大家觉得谁拍的更好。
虽然说官方上面是不允许的。
但是拉姆等人组建的专业团队切实的从东柏林偷窃到了胶片。
还拷贝了很多份在欧洲的各个咖啡厅影院进行放映。
所以虽然明面上禁止，但是实际上很多欧洲电影的爱好者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看了这两部样片了。
对于这些爱好者来说，这两部电影各有优劣。扎导版的电影更偏向于深沉，节奏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