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民警没说话，只觉得后背冷汗涔涔。
警戒灯在车库天花板上闪出一圈圈红光，仿佛是无声的倒计时。案发现场的封锁带外，冷风吹动着贴在立柱上的白色封条，拂过每一位侦查员的脖颈，有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在悄然游走。
路从辜站在警车前，背靠车身，手机夹在肩膀与脸颊之间，一手翻着记录本，一手在操作台上圈划着死者出入时间与车辆行踪线索。
电话那头很快接通，应泊的声音带着早晨的沙哑：“说吧，怎么回事。”
“地下车库又一起命案，死者名叫李文光，市政建设主任。”路从辜语速平稳，“初步尸检判断为一氧化碳中毒，现场有炭盆和灰渣，车内录音显示有强烈的悔罪情绪，但语焉不详，未提具体事由。”
“……环境？”
“异常干净，窗缝胶带封死，电子设备断电处理到位。自杀可能性存在，但操作痕迹太专业，像‘有人指导’。”
应泊沉默了两秒，然后问：“信呢？”
“……你也觉得像。”路从辜眼神一凛。
“殉道者。”应泊吐出这三个字。
角落里，一张不起眼的信纸正被技术员从车座缝里夹出，密封装袋。路从辜立刻抬头朝技术组挥了挥手，不多时，一名侦查员快步跑来，小心翼翼地递上一张塑封袋，里面装着一封信笺。
“路队，在车里找到的。”
古怪的是，车内的座椅、方向盘大多沾染了炭灰，唯独这封信依然干净如初。信纸干净无血渍，甚至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墨香，纸质厚实，手写字体潇洒飘逸，不像常规办公纸，更像是专门定制。
“看过了，未留指纹。”技术员附在一旁低声报告，“信封也未留下寄送痕迹，初步判断为现场放置。”
路从辜带着手套打开封口，小心抽出信件，字迹不多，却整洁有序——不像仓促写下的死亡遗言，更像是某种讲稿或“致读者信”。
信件开头语气轻松得令人不寒而栗：
亲爱的阅信者：
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李文光的尸体，如果没有，请尽快查看后座——开个玩笑，他当然规规矩矩地坐在驾驶位，一切如常，只是……再也不会动了。
不要误会，我没有对他动手，他自行了断。我只是提供了一些“理论支持”和技术建议而已，行为是否构成胁迫，司法部门自有评判，我个人不置可否。
不如听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教授向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一名走投无路的罪犯，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决定跳崖。他的仇人却在他纵身之前高声叫好并鼓掌，这是否构成故意杀人？
学生哗然，一时间各执一词。
教授微笑：“他只是说话。”
是的，只是说话，我也是。
——殉道者。
念完最后一行，路从辜缓缓合上信纸。他的脸色在车库昏黄灯光下，像蒙着一层铁灰。
电话那头一时没有回声。直到几秒之后，路从辜才继续道：“……他开始挑衅我们了。”
同样的信笺，同样的字迹，同样的“殉道者”署名，连“不如听我讲个故事”都一模一样——这是他们收到来自这个自称“殉道者”之人的第三封信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每一封信都伴随着一起命案，第一个死者是名大学教授，第二个则是一名法官。
除了这封信，“殉道者”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与自己有关的痕迹。
良久，应泊才再次开口：“不是挑衅。”
“什么意思？”
“他没有挑衅我们，是……讲习。”
“讲习？”
“他把每一个案子当成一次推理练习，每一封信就是他的导语。他不掩饰也不否认，更不正面承认，只是叙述、比喻、提出问题。”
“就像个讲师。”应泊轻声说，“在一间我们看不到的课堂里，讲述着他的规则。”
信纸在风中微微翘起，像是死者未了的口信，被不知名的手翻开，再抹平。路从辜点头，目光从尸体所在的灰色帕萨特掠过，定在车库昏黄灯光之外。
“李文光是第三个。”他无意研究这个疯子一样的杀手究竟试图传达什么艰涩理念，他只觉得每一起案子一定有逻辑上的关联，“还会有第四个吗？”
第127章 义人之福
第二天, 望海市检察院五楼的大会议室早早亮起了灯。窗帘被拉紧，遮住了午后阳光，整间屋子浸在一种令人压抑的偏白灯光里，光线冷得像医院病房。
空气里隐约有止咳糖浆的甜腻气味, 似乎有人身体抱恙, 却强撑着来参会；有人悄悄拧开水瓶压低咳声, 但更大范围的沉默吞噬了一切。
靠近门边的一名老民警手里捏着一包快抽完的烟, 拇指反复摩挲着烟壳的边缘，那动作细微而机械, 仿佛一种难以抑制的焦虑感终于找到出口。他不敢点烟，不敢看人, 只是低头盯着那只扁平纸壳出神。
会议桌正前方, 投影仪亮着, 屏幕上依然是那张被无数次展示的案情摘要：三名死者的头像并排列出, 下方一行大字：
“‘殉道者’系列连环杀人案案情分析会。”
没人出声。
啪——
一名年轻检察官不小心打翻了水杯, 水撒了一地，他连忙蹲下擦拭。没有人笑, 甚至没有人转头去看。连“嘘”都没有，仿佛这块小石头都不足以搅动这片凝固死水。
靠近窗边, 两名民警压低嗓音发生了争执。
“你说得轻巧, 谁能撑得住？三起了。”
“都一样忙, 你以为我好过？我家里人难道愿意让我一天只回家待几个小时吗？”
他们声音低得几不可闻, 却带着暴烈的火气藏在牙缝之间。两人互瞪片刻后强行压下，转头又沉入死寂。
坐在会议室靠左侧的路从辜面无表情，手肘撑在桌面上，眼睛盯着投影幕，眉头轻蹙。他把制服外套整齐搭在座椅靠背上, 整个人看上去一如往常那样沉着。
但他掌心却在微汗。他左手握着笔，笔尖不动，却轻轻压在纸角上，一次次地用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幅度碾压那道纤薄边缘。
他在焦躁，一旁的应泊看得出来。
这不是普通案件。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一起心理操控下的“诱导性自杀”，而是一场由人精准设计的“清洗”——目的明确，节奏控制，表象自杀，实则有如上刑堂。
而他们，还连那只“操刀的手”都没摸到。
旁边，应泊正坐得笔直，那止咳糖浆的味道就是从他手边传出来。他翻着会议资料。纸页翻动无声，他重伤初愈，脸色苍白得吓人，嘴唇略微发干，几缕碎发遮住眉骨，挡不住眼神深处的疲惫与绷紧。
他抬手捻着眉心，那是他焦虑时才会出现的动作——细微到连很多老同事都没注意到，但路从辜很清楚，那是他试图维持理智的方式之一，要是连这种方式都压不住，下一步应泊就会发飙了。
应泊抬头看了路从辜一眼，目光对上，没有言语，只是极轻地冲他点了点头。像是在说：没事，还撑得住。
路从辜也点头回应。
下一秒，应泊深吸一口气，将桌上厚厚一叠材料推开，站起身，朝主持席走去。路从辜也起身，和他并肩走向前台。两人站在讲台中央，如同暴风之眼，却是目前唯一尚能稳固的支点。
全场人目光抬起。
“接下来，由我与路队联合汇报关于‘殉道者’系列连环杀人案的阶段性进展。”
应泊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沉稳，如同一枚石子落入水潭。
会议室的灯依旧冷白，空气中止咳糖浆的味道被不安情绪渗透得更厚重了几分。
汇报台前，应泊与路从辜并肩而立，面前是一排排警服与检察制服交织的面孔，人群纷纷翻开笔记本，没有人插话，没有质疑，却每一双眼睛都透着连日鏖战后的麻木与迟疑。
投影幕翻到新的一页，屏幕左侧依次显示出三名死者的身份证照片与死亡信息，右侧是一条淡红色的纵线，三点落在其上——
9月10日，金葆庭；9月19日，姚昀；10月2日，李文光。
“一个月内三起。”路从辜目光扫过全场，语气冷静却带着压抑的锋芒，“死者职业分别为：法学教授、法院庭长、市政主任。社会职级跨度较大，死者之间也没有明显的联系和共同特征。”
“但我认为这不是随机犯罪。”他指着屏幕，“这是系统性选择。”
现场静了片刻，有人翻页，有人点头记笔，唯独无人出声反驳。
警戒灯在车库天花板上闪出一圈圈红光，仿佛是无声的倒计时。案发现场的封锁带外，冷风吹动着贴在立柱上的白色封条，拂过每一位侦查员的脖颈，有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在悄然游走。
路从辜站在警车前，背靠车身，手机夹在肩膀与脸颊之间，一手翻着记录本，一手在操作台上圈划着死者出入时间与车辆行踪线索。
电话那头很快接通，应泊的声音带着早晨的沙哑：“说吧，怎么回事。”
“地下车库又一起命案，死者名叫李文光，市政建设主任。”路从辜语速平稳，“初步尸检判断为一氧化碳中毒，现场有炭盆和灰渣，车内录音显示有强烈的悔罪情绪，但语焉不详，未提具体事由。”
“……环境？”
“异常干净，窗缝胶带封死，电子设备断电处理到位。自杀可能性存在，但操作痕迹太专业，像‘有人指导’。”
应泊沉默了两秒，然后问：“信呢？”
“……你也觉得像。”路从辜眼神一凛。
“殉道者。”应泊吐出这三个字。
角落里，一张不起眼的信纸正被技术员从车座缝里夹出，密封装袋。路从辜立刻抬头朝技术组挥了挥手，不多时，一名侦查员快步跑来，小心翼翼地递上一张塑封袋，里面装着一封信笺。
“路队，在车里找到的。”
古怪的是，车内的座椅、方向盘大多沾染了炭灰，唯独这封信依然干净如初。信纸干净无血渍，甚至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墨香，纸质厚实，手写字体潇洒飘逸，不像常规办公纸，更像是专门定制。
“看过了，未留指纹。”技术员附在一旁低声报告，“信封也未留下寄送痕迹，初步判断为现场放置。”
路从辜带着手套打开封口，小心抽出信件，字迹不多，却整洁有序——不像仓促写下的死亡遗言，更像是某种讲稿或“致读者信”。
信件开头语气轻松得令人不寒而栗：
亲爱的阅信者：
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李文光的尸体，如果没有，请尽快查看后座——开个玩笑，他当然规规矩矩地坐在驾驶位，一切如常，只是……再也不会动了。
不要误会，我没有对他动手，他自行了断。我只是提供了一些“理论支持”和技术建议而已，行为是否构成胁迫，司法部门自有评判，我个人不置可否。
不如听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教授向学生们提出一个问题——一名走投无路的罪犯，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决定跳崖。他的仇人却在他纵身之前高声叫好并鼓掌，这是否构成故意杀人？
学生哗然，一时间各执一词。
教授微笑：“他只是说话。”
是的，只是说话，我也是。
——殉道者。
念完最后一行，路从辜缓缓合上信纸。他的脸色在车库昏黄灯光下，像蒙着一层铁灰。
电话那头一时没有回声。直到几秒之后，路从辜才继续道：“……他开始挑衅我们了。”
同样的信笺，同样的字迹，同样的“殉道者”署名，连“不如听我讲个故事”都一模一样——这是他们收到来自这个自称“殉道者”之人的第三封信了，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每一封信都伴随着一起命案，第一个死者是名大学教授，第二个则是一名法官。
除了这封信，“殉道者”没有在现场留下任何与自己有关的痕迹。
良久，应泊才再次开口：“不是挑衅。”
“什么意思？”
“他没有挑衅我们，是……讲习。”
“讲习？”
“他把每一个案子当成一次推理练习，每一封信就是他的导语。他不掩饰也不否认，更不正面承认，只是叙述、比喻、提出问题。”
“就像个讲师。”应泊轻声说，“在一间我们看不到的课堂里，讲述着他的规则。”
信纸在风中微微翘起，像是死者未了的口信，被不知名的手翻开，再抹平。路从辜点头，目光从尸体所在的灰色帕萨特掠过，定在车库昏黄灯光之外。
“李文光是第三个。”他无意研究这个疯子一样的杀手究竟试图传达什么艰涩理念，他只觉得每一起案子一定有逻辑上的关联，“还会有第四个吗？”
第127章 义人之福
第二天, 望海市检察院五楼的大会议室早早亮起了灯。窗帘被拉紧，遮住了午后阳光，整间屋子浸在一种令人压抑的偏白灯光里，光线冷得像医院病房。
空气里隐约有止咳糖浆的甜腻气味, 似乎有人身体抱恙, 却强撑着来参会；有人悄悄拧开水瓶压低咳声, 但更大范围的沉默吞噬了一切。
靠近门边的一名老民警手里捏着一包快抽完的烟, 拇指反复摩挲着烟壳的边缘，那动作细微而机械, 仿佛一种难以抑制的焦虑感终于找到出口。他不敢点烟，不敢看人, 只是低头盯着那只扁平纸壳出神。
会议桌正前方, 投影仪亮着, 屏幕上依然是那张被无数次展示的案情摘要：三名死者的头像并排列出, 下方一行大字：
“‘殉道者’系列连环杀人案案情分析会。”
没人出声。
啪——
一名年轻检察官不小心打翻了水杯, 水撒了一地，他连忙蹲下擦拭。没有人笑, 甚至没有人转头去看。连“嘘”都没有，仿佛这块小石头都不足以搅动这片凝固死水。
靠近窗边, 两名民警压低嗓音发生了争执。
“你说得轻巧, 谁能撑得住？三起了。”
“都一样忙, 你以为我好过？我家里人难道愿意让我一天只回家待几个小时吗？”
他们声音低得几不可闻, 却带着暴烈的火气藏在牙缝之间。两人互瞪片刻后强行压下，转头又沉入死寂。
坐在会议室靠左侧的路从辜面无表情，手肘撑在桌面上，眼睛盯着投影幕，眉头轻蹙。他把制服外套整齐搭在座椅靠背上, 整个人看上去一如往常那样沉着。
但他掌心却在微汗。他左手握着笔，笔尖不动，却轻轻压在纸角上，一次次地用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幅度碾压那道纤薄边缘。
他在焦躁，一旁的应泊看得出来。
这不是普通案件。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一起心理操控下的“诱导性自杀”，而是一场由人精准设计的“清洗”——目的明确，节奏控制，表象自杀，实则有如上刑堂。
而他们，还连那只“操刀的手”都没摸到。
旁边，应泊正坐得笔直，那止咳糖浆的味道就是从他手边传出来。他翻着会议资料。纸页翻动无声，他重伤初愈，脸色苍白得吓人，嘴唇略微发干，几缕碎发遮住眉骨，挡不住眼神深处的疲惫与绷紧。
他抬手捻着眉心，那是他焦虑时才会出现的动作——细微到连很多老同事都没注意到，但路从辜很清楚，那是他试图维持理智的方式之一，要是连这种方式都压不住，下一步应泊就会发飙了。
应泊抬头看了路从辜一眼，目光对上，没有言语，只是极轻地冲他点了点头。像是在说：没事，还撑得住。
路从辜也点头回应。
下一秒，应泊深吸一口气，将桌上厚厚一叠材料推开，站起身，朝主持席走去。路从辜也起身，和他并肩走向前台。两人站在讲台中央，如同暴风之眼，却是目前唯一尚能稳固的支点。
全场人目光抬起。
“接下来，由我与路队联合汇报关于‘殉道者’系列连环杀人案的阶段性进展。”
应泊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沉稳，如同一枚石子落入水潭。
会议室的灯依旧冷白，空气中止咳糖浆的味道被不安情绪渗透得更厚重了几分。
汇报台前，应泊与路从辜并肩而立，面前是一排排警服与检察制服交织的面孔，人群纷纷翻开笔记本，没有人插话，没有质疑，却每一双眼睛都透着连日鏖战后的麻木与迟疑。
投影幕翻到新的一页，屏幕左侧依次显示出三名死者的身份证照片与死亡信息，右侧是一条淡红色的纵线，三点落在其上——
9月10日，金葆庭；9月19日，姚昀；10月2日，李文光。
“一个月内三起。”路从辜目光扫过全场，语气冷静却带着压抑的锋芒，“死者职业分别为：法学教授、法院庭长、市政主任。社会职级跨度较大，死者之间也没有明显的联系和共同特征。”
“但我认为这不是随机犯罪。”他指着屏幕，“这是系统性选择。”
现场静了片刻，有人翻页，有人点头记笔，唯独无人出声反驳。